老田 | 党国余孽在香江(之二):从领导权视角回顾港独港闹群体的策略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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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舆论场域中间,尤其是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心目中间,对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意识,近乎被戒掉了,此种状况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起作用的结果。而港独港闹事件中间,抗争对象与策略的选择,大体而言是沿着这个领导权所许可的合法批判空间去展开的——基本上不面对造成社会经济结构紧张的制度要素,改而指向外部竞争者或者政治共同体本身(而非共同体内部的统治阶级及其狭隘利益)。

»¥Óé²ÊƱappÏÂÔØ  这一轮港独港闹事件,随着警察的强制清场,算是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过,认真说来,真正避免了港独港闹的最后政治破产,也是这一次清场的非预期后果。反过来,在运动内部,其组织者则表示出惊人的政治“智障综合症”状态,其策略选择和抗争对象锁定,似乎都有助于最后搞垮运动本身。反而是被运动力量视为敌对势力的警方,最后出场帮助维护了运动的潜能,算是这场诡异运动的意外结局吧。时至今日,对这场持续近半年的运动,可以进行一个初步的策略和政治考评。

  两副截然有别的有色眼镜:批判性视角差异背后的领导权问题

  大体而言,一场运动能够席卷如此巨大数量的群众,这是无法以学徒工阶段的组织者策略与政治水平去解释的,肯定要反应源于社会结构的巨大排斥性所塑造的高度“政治不认同”水平。港独港闹事件的显著特点,是组织者的策略和政治表达,与造就政治不认同的社会结构因素之间,是完全脱节的,这算是社会运动史上的一个异数。»¥Óé²ÊƱappÏÂÔØ换言之,港独港闹事件的政治领导权(极右)与结构因素(左:多数人感到受排斥无出路),是相反的,是外来头脑与本土躯壳的错位对接。

  就香港本土左翼力量的边缘化过程,可以看到潜在的领导权分时段演进状况,曾澍基等人曾经提出过“民主回归论”,但这个没有成气候,曾本人在1993年已经与旧友决裂,似乎那时开始左翼领导权建设就式微了。»¥Óé²ÊƱappÏÂÔØ后来成气候的,是从“民主抗中论”走向“民主反中论”,后一个其实就是席卷港人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实存状况,也是在本次港独港闹事件中间发挥作用的领导权样式。

  反过来,内地民众被港独港闹所激起的反向政治动员过程中间,体现了另外一种领导权起作用的状况,内地民众较为集中地批评各种结构要素及其后果——高房价(超级地租)、阶级固化以及错误的统战(与富豪结盟),同时绝对不接受反中与抗中目标。在内地民众的舆论介入和压力之下,还有几个香港资本家出面回应,做出过一点点姿态。

  港独港闹群体的自我表达,与内地被反向动员形成的民众舆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有趣的反而是,党国著名余孽龙应台还对此表态。龙应台看不见砖头和汽油弹,把那些人简化为需要爱护的鸡蛋鸭蛋,这被人骂为“睁着眼睛说瞎话”,龙的表达当然是有选择性的,其真实的一面恰恰是:龙作为党国余孽一份子,完美传承了绝对不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蒋记老店的百年传统。»¥Óé²ÊƱappÏÂÔØ应该说,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批判什么,同情什么,是由领导权挑选的,虽然也与某些事实相关,但其关键之处则是由领导权决定挑选标准和解释框架的。

  国共相争的历史和政治,之所以难于超越,盖因为今日世界中间,政治领导权两厢并立的结构分野还没有变。为此,党国余孽虽然反对阶级分析,但并没有无视领导权问题,故,也需要时时回顾那场纷争,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书算是较近时期一个比较著名的回顾。这本书在老田看来,只能够算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不完备抒情表达,试图给那个被民众彻底抛弃的失败者群体,找到一个新的道义基础,去支撑她心仪的领导权样式。这样的努力很难在事实基础上完成,因为领导权总是由一个具体的统治集团行使的,不管多么聪明的辩护努力,总是避免不了要去洗白肮脏与黑暗,结果被李敖逮住了狠批,说《大江大海》一书完全是骗子的骗术,就材料选择本身以及材料与结论的关系而言,李敖当然是对的。»¥Óé²ÊƱappÏÂÔØ但骗子和骗术本身,还是承载了一些真实问题关切的:时至今日党国余孽已经能够援引新流行的普世价值,去开展领导权样式的意识形态辩护了,这个意识形态生产路数还能够有一点市场和销路。龙应台的努力及其成绩,可以视为党国余孽在领导权建设方面的最新进化状态,这是在从事“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日常工作——意识形态领导权领域的斗争。

  龙应台的言说和站位,不是简单的造谣或者选择性失明,反映的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持续努力及其与时俱进过程。反过来,如果简单指责外部操纵,同时拒绝进行领导权建设的历时与结构分析,那就会变成收买少数坏人、坏人按照买家意愿操控运动的“狭隘阴谋论”思维,这是一种反政治思维框架,说文革是“一个人发动几个人利用”的下定义方式也同样如此,看来这类“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思维,是由来已久的。完全摒弃了政治分析,引入此类“警察破案抓坏人”思维,这不仅完全无视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作用,还遮蔽了社会经济结构紧张与政治不认同的相关关系,故无法说服局中人,在一些港独港闹参与者看来,不是“别人叫”,而是“自己要”。

  追溯历史,能够看到历史政治演变与共同记忆对于领导权(世界观)形成的“正相关性”影响。对于港独港闹群体所服膺的领导权样式来说,与这些历史政治状况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香港在殖民地时代的特殊地位、新旧走狗政权替代年月港英当局的选择、1949年之后成为冷战前哨、1980年代后期兴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潮流的影响,都算是那种领导权的促进因素;而对于内地民众而言,近代史的历史记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及其后的政治历史叙事濡化过程,文革反资批修的历史记忆,新时代对于掠夺性积累体制的体验,都会促进别种领导权(世界观)的强化。

  这一轮港独港闹事件中间,有人分析过香港教育界抹黑大陆的教材,有些内容是直接取自1980年代非毛化时期的宣传材料和所谓学术研究成果。»¥Óé²ÊƱappÏÂÔØ例如,毛时代的价格政策实践一贯是缩小剪刀差的,但为了抹黑从前,1980年代用偷换概念的方法创造出“比值剪刀差”概念,然后据此硬说毛时代搞过剪刀差,这也被港版公民课教材援用。»¥Óé²ÊƱappÏÂÔØ不惟如此,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自由女神塑像,应该准确地归功于人民日报等官宣的“非毛化”或者历史虚无主义宣传效果,彼时西方无论宣传还是学术进入中国的渠道欠通,均对中国青年影响甚小,对西方的认同是透过对毛时代的舆论抹黑而反向建立起来的——这正如一个跷跷板,把社会主义搞臭了之后,资本主义自然就香起来了。此后,得益于改开事业的深化,本土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一直是致力于瓦解民众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

  许多人往往爱说内地民众受官宣误导,从领导权角度看正好相反,民众的反帝反资批判性恰好是近四十年来官宣反对的对象,只是至今尚未取得最后成果而已。内地最积极的老资格官宣工作者胡锡进,与香港的高中生辩论时完败,这个其实不值得奇怪。毕竟,作为官宣系统的成功者,四十年来的主要努力方向在于瓦解民众对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意识,职责就是塑造那种与邓朱积累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他本人可能也高度认同于这样的努力方向,因此,对这样的领导权实践形态就不可能具有批判能力或者分析能力。

  犹记得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初提出的是“纪念四十周年”,后来可能是担心有人跳出来“以反思的名义说坏话”,所以直接更改为“庆祝四十周年”,此种更迭的背后,体现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方面对于民众“反帝反资”的忧患意识——似乎给此类言论保留一丝表达机会,就会导致否定改开成绩似的。在主流精英眼里,一个人批判资本主义或者民营企业的腐朽性堕落性,似乎就有了反对改革的嫌疑;而郎咸平强调产业链阴谋和新帝国主义的不平等价值分配,这似乎说“有些过度开放吃亏了”,当即就被主流学者看做是贬低开放成就了。内地民众中间,所保留下来的反帝反资的批判性,完全是顶着官宣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淹没性”成果而幸存下来的。

  说到底,领导权问题最终会转化为个体的批判性指向,那些成功地逃脱了批判锋芒的制度要素,就享受到了“掩体”或者葛兰西所说的“阵地”的保护。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作用,就在于消解制度排斥作用所激发的批判性和革命潜能,借用阿尔杜塞的两分法,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效性会削减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出场机会,促进制度认同并降低统治(镇压)成本。准此,领导权往往难于进行肯定性描述,适合进行否定性的功能界定,很难说清楚领导权是什么或包含什么,但可以较为清晰地界定领导权可以避免什么——这个关键功能其实才是意识形态领导权之所以被需要的关键,其肯定性内容需要据此作出调整而不会有一定之规。

  与此相对应,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批判性和问题意识均被恰当地引导到了批判外部竞争者的方向上了,欧美如此,香港亦然。从这一的“合法批判性”指向延伸出来,本文预备展开一下港独港闹事件的批判性与策略选择问题。

  为什么对抗争运动而言民望最为重要

  老实说,就港独港闹事件的策略选择而言,极其糟糕,很难相信这不是“特务破坏”的结果。据说陶杰在这个群体中间声望甚高,这群人动不动就要揽炒,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陶杰所说的很中国或者很不中国的体现。陶杰等人的言说逻辑、苹果系黄媒的宣传策略,以及运动呈现出来的歇斯底里状态,存在着一种可以相互解释的内在同构性。

  大体而言,一场抗争运动参与者众多,组织发展不足与节制能力受限,这是必然的,但是,对组织者而言如何保持一个道义现象,给民众以信心和信任,这是争取舆论同情和民心民望的关键。极而言之,任何运动除非想要走向自取灭亡,否则如何费心地维持一个道义形象和民众信任,都是第一位的标准。

  回顾三十年前的北京学运,当时是学生纠察队在马路上维持交通秩序,是副市长WY下令交警离岗和公交车停开的,彼时,秩序破坏者和维护者角色的颠倒,给北京市民以极大的心理冲击。后来宣传说谁谁谁放火杀人,基本上没有人相信,市民一般都推测是那些秩序破坏者派人偷着干的。

  一般而言,以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从增进追随者的信心着眼,最低限度,哪怕是装,也要装出一个通情达理的正派人形象来,但是港独港闹群体偏偏拒绝这样的选择。而对于民间抗争运动组织者来说,争取民心民望还意味着谋求“民众政治忠诚的转移”——忠诚于新的运动组织力量和新方向,一切民众运动都需要以夺取旧组织的民众基础为出发点。

  所以,如果是以民间身份和力量提出诉求的话,显然,争取民心民意的重要性,就处在最优先地位。而且,一般的民众作为政治上的外行,往往会以道德审视眼光去看待政治行为,保持抗争行为在道义上的不越界,就需要成为第一戒条。但港独港闹运动对此却根本不在乎,选择以暴力攻击平民和商号的激越行动,还常常以堵塞交通要道和破坏秩序的方式,去升级抗争运动的烈度,完全不考虑此类选择对一般民众造成的实际影响和带来的心理疏远。

  通常来说,哪怕是以无敌的力量介入政治,为实现目标也会有节约成本的要求,不会直接选择与所有人为敌,刻意地扩大对立面数量和增加阻力,拉高目标实现成本。而节约成本的操作,总会选择反对力量最小化的路子,这就需要争取同盟军,还需要避免授人以柄以减少人心人望方面的损失,所以预先分清楚敌我并策略性地选择一个相对小的敌对集合作为批评对象,至关重要。但港独港闹群体也不是这样,他们四处放火、八面开枪,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勇武派”,而是“头脑匮乏症”的恶性发作状态。

  说到底,错误的领导权肯定会导致错误的策略选择,肯定就无法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打击共同的敌人,这种错失是根本性的,不是强化“斗争彻底性”或者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所能够弥补的。

  手段与目标的匹配性分析

  从手段与目标的对应关系而言,港独暴徒的愚蠢性表露无疑。我们先站在港独暴徒的立场上,做一点简单的展开和分析,需要用什么样的抗争策略去匹配什么样的诉求目标。

  图解:手段与目标的匹配性关系矩阵

  显然,如果选择外部抗争实现港独目标甲,那么,说什么废话都不会有用,只能够组织百万雄兵打败解放军,此外别无出路;或者,如果能够组织新的八国联军进行干涉,那就能够对外分摊军事成本,搭列强的“便车”了,那也是条路子。也就是说,选定了外部抗争的目标甲,配套的实现手段也只剩下手段甲——军事或者战争解决问题,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除了搞乱自己人的思路之外,都毫无实际价值。

  如果选择目标甲和手段甲,那么,达成军事动员方面的隐秘性十分重要,不仅仅是要麻痹对手给自己争取时间,还需要就此进行长期的系列努力。此时,各种敌对情绪和目标的公开表达,一切引起对手警觉的行为,都是标准的内奸泄密性质和典型的叛卖行为。

  反过来,如果选择内部抗争,追求民主或者其他社会政策目标,那么目标乙的实现也就只有手段乙配套。此时只能够在主权作用范围之内的法律框架下活动,一切超越法律界限的言论与行为,都会带来法律后果。如果不想要承担这些法律后果,以为透过手段乙可以隐晦地推动目标甲,那并不妨碍被对手直接推定“目标甲”,但那样会带来自身基本队伍认识和策略方面的严重混乱。

  口里叫嚣着“时代革命”,实际上连手段和目标的边界都闹不清,或者说不想遵守,此种政治玩法完全是自寻绝路。革命权威毛主席很强调实事求是,以港独港闹事件的经验加以检验,可以得到新的镜鉴:一是组织者不能够存有任何私人目标和投机方面的幻想,二是不能够幻想混淆手段与目标的匹配性去拓展新的政治空间;这两者都是反实事求是的,都是必然会垮台的。

  总而言之,想要透过手段乙去实现目标甲,或者透过手段甲去实现目标乙,都会带来根本性的紊乱和自我垮台。不管运动选定怎样的潜在抗争对象,运动能够对其施加的政治压力均近乎为零,毫无实际威胁,抗争对象完全可以选择坐看风起云落,坐等运动最后垮台。此时,如果警察不介入的话,在混乱思维指导下的策略与目标不匹配,会导致各种“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后果,无需潜在对手出力,就会自动地走上绝路。

  对社会秩序带来的严重混乱,对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如果无限制持续下去,虽然不会对选定的抗争对象施加任何压力和心理负担,但会带来支持运动的群众基础的背离和疏远——不管多么具有信仰和信念的人士,其追求政治目标所能够忍受的成本,均有其最高上限,超过这个上限之后,都会理性地选择放弃。借用法国学者巴迪欧的概念:忠诚不会是无限的,总会达到最后极限,然后就饱和了。

  当然,如果港独港闹事件的群众基础,具有无限忠诚特点,永不担心饱和问题,那显然就具备条件组织起一支“上下同欲”的无敌军队,战争解决问题了。此时,一切虚饰托词均属多余,直接可以选定手段甲去追求目标甲了。不过,这种状况历史上没有先例,中上层的所谓抗争总是充满着门户私计和机会主义,最接近上下同欲无敌状态的,历史上只有过哀兵奋起时代的底层反抗时期。

  由此看来,警察的过早介入,终结了混乱的继续,对运动自身而言,一个最主要的后果是很多支持群众尚未达到忍耐上限,这可能会导致港独潜在支持力量的持续高位。因此,警察过早终结港独暴徒制造的混乱,对于港独事业自身而言也是一个“慈善事业”,在港独群众基础彻底瓦解之前——在最后阶段的饱和之先——就进行高位止损了。此种司法行为,等价于预先实施了政治性的“救济”——避免了忠诚下降到门槛水平之下。所以,此一类选择完全可以界定为政治上的慈善事业,若非如此,对一切潜在对手而言,等到那个多行不义的最后阶段,民众强烈呼唤“利维坦”出场之时再选择介入,才是最为理想的结局。

  如何降低目标实现成本:敌我识别与缩小敌对范围的重要性

  在港独港闹事件中间,除了选择内外部抗争手段与目标方面的不匹配之外,还存在着抗争对象选择的严重扩大化。火力不集中的后果,是杀伤力严重下降,使得真正的抗争对象,完全处于逍遥自在的主动地位。

  如果是要对统治阶级说不而抗争的话,显然,就需要争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反过来如果想要是与老百姓为敌的话,那就迫切需要与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最低限度,这两者不能够同时都选,一次性全部对上。

  港独港闹事件中间,以登报“驱赶蝗虫”开始,打击矛头向下,根本上得罪了内地民众,然后又肆无忌惮地攻讦统治者和统治阶级,而且还仅仅把批判水准局限于辱骂水平,这是与统治者割席。如果是出自力量自信,有能力把两者都同时都打垮,那还情有可原,问题是港独港闹群体的力量之差和组织之稀松,哪一个单独目标都应付不了。

  政治上的智障综合症之所以坏事,蠢猪选择之所以蠢,这是进入了错误的领导权或者世界观所设定的盲区——就是陷入了那种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对手的癫狂状态,在批判锋芒选择和力量投放方面完全陷入紊乱,甚至还进入了那种连力量对比都不愿意认真看待的智障状态。

  此外,港独港闹群体还肆无忌惮地选择攻击平民和商铺,这就自动地与水晶之夜的纳粹冲锋队关联起来了,这样的抗争方式和对象选择,除了授人以柄和政治自杀之外,看不出任何别的出路。从这样的选择出发,运动实际上走入了“最大化道义损失”的歧途,一切运动支持者或潜在支持者都陷入损失分摊的最坏境地,就算是黑帮老大出面支持这个,也终究会带来脸面上的难堪和损失。即便有黑老大对于传播手段渠道的垄断,那并不能消灭损失,而只能够推迟这种损失的到来时间而已。

  之所以出现此种重大失误,还完全没有纠偏和节制,这里没有任何别的原因——运动组织者的机会主义心理,想要趁着党国余孽在香港深耕数十年而塑造的“受众商品”特点,迎合这股情绪做出各种极端表达,获得“代表性”方面的政治资本积累,为将来可能的选举中间,把潜在政治利益积累兑现为进身之阶。

  以此而论,组织者有没有担当,至关重要。组织者是冒着个体损失去引导运动的止损路向——牺牲个人的潜在利益而促进运动高涨,还是仅仅怀有投机心理——想要以运动为手段积累自身的政治资本存量,这两个不同的选择,会带来极为不同的后果。总之,这场持续数月的运动,没有人从内部提出止损目标和问题,看来组织者也只有小算盘和门户私计,运动最终放任自流,走向了无人关心运动自身及其公益目标的歧路。

  换言之,运动组织层的机会主义,是由运动自身的内在缺陷所致——此种头脑(领导权)与躯壳(结构)不匹配引发的,这种对接错位,促成了领导权的悬空状态——仅仅与一种普遍情绪相关而与结构无关,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葛兰西所说的“凯撒的历史性出场条件”。

  政治策略选择的蠢猪性,与运动组织者的私人目标,倒能够完全契合。但是对运动自身的损害则是根本性的,此种丧尽人心人望的搞法,短期内是过度消耗了支持阵营民众的反抗潜能,长期而言是断送了运动目标。结果,使得这样一场持续数月且动员了巨多参与者的抗争,最终成就不会超过塑造为数有限的几位明星政客的高度。

  很难相信,当今世界上还有这么愚昧无知的群体,会跳出来玩政治,还跳得那么高,一不在乎越过伦理底线丧尽人心人望,二不在乎把大多数驱赶到对立面去。据说他们身上还寄托了更多沉默群体的期待,唉。如果这样的组织者成为列强反华政策工具的话,显然,当最顺服的走狗也只是些政治上的瞎子——瞎走狗不仅会损害黑老大的脸面,还会严重损害到走狗代理链条的效率。

  此种蠢猪选择带来的无形损害,不要说骤起骤落的乌合之众会承受不起,就算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黑帮老大都难于承受。虽然以黑老大之强大,能够承担人心人望损失的能力超高,但也有其最高限度——不会超过黑帮老大与诸潜在对手之间实力差距所许可的幅度。更何况,黑老大支持瞎走狗,也是要付出无形成本的,支持瞎走狗也会带来无形损失的,瞎走狗越是乱来,哪怕是口头支持这些人,需要付出的无形损失也会越大,要知道黑老大的无形资产也不是无限的。反过来,如果走狗很明智很得人心,黑老大的支持和站台,就会自动得到道义光环的加持,实现无形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换言之,瞎走狗的私人目标与运动走向的歧异越大,损失的民心民望越多,黑老大出面站台,为此付出的无形损失就越多,即便是瞎走狗此后选择成为黑老大最铁杆走狗和代理人,但代理人效率与无形损失之差,对于黑老大自身的无形资产积累也会造成重大影响。说到底,黑老大与走狗之间的利害关系互换,也许有助于短时段对运动组织层的激励,但,并不足以承载一种合理的领导权的功能性地位,也掩盖或者弥补不了运动自身的脆弱本质。

  有些港独港闹群体的组织者,被讥讽为“昨日旧走狗、今日新政客”,这是就组织层的部分血脉传承者而言的。也有些新生代的运动组织者受到足够的激励,循此路去积累政治资本,还能够预期在未来转换为实际的政治收益,当然,其前提条件是主权永远不对政治从业者起到规范作用,否则,基于主权与政治从业者的一般关系准则,对于鼓动或支持法西斯行为和国家认同错位者,极有可能颁布政治行业的终生禁入条款,此种走狗类政治资本积累会贬值为零甚至负数。

  是非黑白的颠倒镜像:警察行动的“非预期后果”

  如果不从历史渊源追溯暴徒们的理性无知,以及领导权与结构的不匹配状况,仅仅从运动的策略选择看,很容易认定港独港闹运动似乎一直都在“特务破坏”的控制之下,如果运动持续下去,肯定会走向自我搞垮的结局——在铁杆支持者群体那里也会收获到神憎鬼厌的后果。而避免这个最坏政治后果的兑现,直接源于警察的“强制平仓”行为——这导致了“高位止损”的实际后果。

  一个只要具备初步辨识能力的普通人,不需要多少政治经验和专门知识,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此种政治抗争的后果,这不管怎么说,看起来都象是“特务破坏”的策略——近乎一切选择都服务于得罪大多数、丧失道德形象、疏远群众和最终搞垮自己。就连出面站台的黑老大,都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的无形资产损失,千万不要以为黑老大的脸面就不值钱。

  由于运动组织者的愚蠢程度过高,因此造就了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镜像世界,各方行为人及其策略选择的政治后果,都会因此被彻底扭曲。

  在这个镜像世界里,警察行为的主观追求是恢复秩序,回应普通市民的秩序需要,但其客观政治后果则是为港独港闹群体进行政治止损。

  这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待,一方面,警察叠次出场带来的一般性威慑,使得抗争行为潮流中间,极端反道德事件数量和烈度均大为下降,这会减少港独港闹群体在人心人望方面的损失,同时还会给其群众基础以更为持久的耐受力,转换为巴迪欧的语言——这会让忠诚更持久并推迟饱和结局的到来。

  另外一方面,警察最后阶段的强制清场选择,运动近乎戛然而止,其政治方面的“非预期后果”是帮助实现了高位止损,避免了其港独港闹群体的群众基础的最后瓦解。

  在运动被“高位止损”之后,一个可能的状况是各种潜伏的反抗能量尚未充分充分释放,按照毛爷爷的说法是“脓包没有穿头”以后还有可能反复发作。甚至,如果运动组织层提高了自己的策略水平,可能会带来更为充分的群众动员和更高的抗争水平,到了下一次警察想要出场止损,就不见得能够那么容易成功。

  警察提前出场终结勇武程度最高的集结方式,其后果如上所言。这个选择有一点点意外,说成是政治慈善事业是仅仅就其后果与功能而言的,另外的可能性是充分小看了反对者的能力和能量——认为其各种后续发作带来的潜在政治损失足够小且可控,那么,从支持者那里收获的微小政治支持的决策也算是合理目标了——这就可以选择承担相关政治成本去回应支持者的吁求。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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